清朝奠基者努尔哈赤的生命终点，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未解之谜。是因病而亡，还是战伤所致？从情志致疽到铅中毒，再到破伤风，各种说法纷纭迭出，同时暴露出部分历史叙述对病理机制的误解与夸张。

努尔哈赤是清朝奠基者，其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在宁远之战等历史事件中得以展现，但他的死亡留下诸多谜团。（互联网）

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1559–1626）是清朝的奠基者，虽被追尊为首位皇帝，但生前并未正式登基称帝。他的死亡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谜团。是因病而亡，还是死于战伤？史家纷纷考证，迄无定论。

非单纯病亡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1868–1938）及多数清史学者普遍认为，努尔哈赤死于“坏疽”（gangrene）引发的并发症。按照现代病理学的理解，坏疽是因细菌感染所致，若未及时处理，可迅速引发败血症（sepsis）乃至多器官衰竭（multi-organ failure）。换言之，细菌感染才是患疽的核心机制。然而，也有部分观点认为他并非单纯病亡，而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伤后因伤致病，这使得努尔哈赤的死因成为史学讨论的焦点之一。

宁远古城南城门见证明朝和后金之间的一场战役。

根据阎崇年所著《正说清朝十二帝》记载：天命11年（1626年，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13万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明将袁崇焕布置红夷大炮（即从西洋引进的火炮）御敌，并在25日命炮轰黄龙幕。清军一名“大头目”被炸伤，以红布包裹，由兵士抬离战场，哀号震天。有人猜测此人正是努尔哈赤本人。然而，清朝官方文献对此讳莫如深，《清太祖实录》仅云“上不豫”，未言其伤。可见清廷有意维护努尔哈赤“战无不胜”的神武形象，避谈其可能受伤或病弱致死的事实。

明方记载则较为直白。袁崇焕在复奏中称，“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疽发于背”，以情绪积压解释其患病。这种所谓“情志致病”的说法，明显是一种政治性修辞，缺乏现代医学依据，带有讥讽意味，也反映出敌对视角下对敌酋死亡的一种诠释策略。

更奇特的是，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努尔哈赤死于破伤风（tetanus），因其在战中被铁片划伤，感染破伤风梭菌（Clostridium tetani）。但此说法既无史料佐证，也与病理不符。破伤风为急性感染，一旦发病，病程迅猛，多在数日内死亡，极少拖延数月。

新加坡破伤风致命案例

梁敏修是广惠肇留医院创办人之一，因意外受伤感染破伤风身亡。（ 取自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

顺带一提，新加坡历史上也有因破伤风而致命的真实案例，可作为参照。一位是广惠肇留医院创办人之一的梁敏修（Leong Man Sau，1866–1916），他因下火车时意外受伤，不幸感染破伤风，经七八日挣扎无效身亡。

另一位则是前马来亚大学生物化学系高级讲师奥利维楼（C. J. Oliveiro，卒于1956年），因开罐头不慎割伤手指，几日后出现吞咽困难症状，确诊为破伤风，入院后仅两日便去世。

这些真实个案说明，破伤风属于进展极快的急性感染病，发病后数日内若未及时施以抗毒素治疗，死亡率极高。

若说努尔哈赤“因破伤风九个月后死亡”，这与病理机制严重不符，也暴露出某些史学观点对医学知识的匮乏。所以历史记载称努尔哈赤病七个月，甚至期间还曾跋涉千里前往清河温泉“坐汤疗养”，显然与典型破伤风症状如“锁口风”（lockjaw）、肌肉痉挛、角弓反张（opisthotonus）等毫不相符。因此，认为他死于破伤风，实属误解。

又有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死于铅中毒，因中炮弹伤而体内残留铅弹。然而，铅中毒的发病机制（pathogenesis）复杂，往往需要长期暴露与累积吸收，急性铅中毒引致死亡的案例在战伤中极为罕见，更无历史资料支持。此说更像是后人穿凿附会的想象。

宁远卫城的红夷大炮。

若从医学角度重新梳理，有一种可能较为合理。那就是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虽未直接被炮弹击中，但被飞散的弹片割伤背部。由于伤口清创（debridement）不彻底，细菌感染导致局部坏死（necrosis），演变为坏疽（gangrene）。

在无抗生素的年代，坏疽若并发为败血症几无救治之法。尤有甚者，年迈的努尔哈赤可能患有糖尿病，致使伤口愈合更慢，进一步加重病情。可惜清代的医学尚未能识别此类代谢疾病，故未及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糖尿病并非现代专属，早在古埃及已有类似症状记述。至1776年，科学界已知糖尿病患者尿液及血液含糖过高。若以今日眼光看，伤口久治不愈，且病情逐步恶化，确有可能与糖尿病合并感染有关。

医学与史学应互为补充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极可能是在宁远之战中受轻伤后，因伤口感染引发坏疽，再导致败血症乃至死亡。而关于情志致疽、铅中毒或破伤风等说法，不仅缺乏医学与史料依据，更暴露出部分历史叙述对病理机制的误解与夸张。

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基本的医学常识。否则不但误导读者，更可能将后人引入错误史实的陷阱。医学与史学在理解人物死亡真相时，应互为补充，方能趋近真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清朝奠基者努尔哈赤的生命终点，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未解之谜。是因病而亡，还是战伤所致？从情志致疽到铅中毒，再到破伤风，各种说法纷纭迭出，同时暴露出部分历史叙述对病理机制的误解与夸张。

努尔哈赤是清朝奠基者，其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在宁远之战等历史事件中得以展现，但他的死亡留下诸多谜团。（互联网）

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1559–1626）是清朝的奠基者，虽被追尊为首位皇帝，但生前并未正式登基称帝。他的死亡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谜团。是因病而亡，还是死于战伤？史家纷纷考证，迄无定论。

非单纯病亡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1868–1938）及多数清史学者普遍认为，努尔哈赤死于“坏疽”（gangrene）引发的并发症。按照现代病理学的理解，坏疽是因细菌感染所致，若未及时处理，可迅速引发败血症（sepsis）乃至多器官衰竭（multi-organ failure）。换言之，细菌感染才是患疽的核心机制。然而，也有部分观点认为他并非单纯病亡，而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伤后因伤致病，这使得努尔哈赤的死因成为史学讨论的焦点之一。

宁远古城南城门见证明朝和后金之间的一场战役。

根据阎崇年所著《正说清朝十二帝》记载：天命11年（1626年，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13万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明将袁崇焕布置红夷大炮（即从西洋引进的火炮）御敌，并在25日命炮轰黄龙幕。清军一名“大头目”被炸伤，以红布包裹，由兵士抬离战场，哀号震天。有人猜测此人正是努尔哈赤本人。然而，清朝官方文献对此讳莫如深，《清太祖实录》仅云“上不豫”，未言其伤。可见清廷有意维护努尔哈赤“战无不胜”的神武形象，避谈其可能受伤或病弱致死的事实。

明方记载则较为直白。袁崇焕在复奏中称，“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疽发于背”，以情绪积压解释其患病。这种所谓“情志致病”的说法，明显是一种政治性修辞，缺乏现代医学依据，带有讥讽意味，也反映出敌对视角下对敌酋死亡的一种诠释策略。

更奇特的是，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努尔哈赤死于破伤风（tetanus），因其在战中被铁片划伤，感染破伤风梭菌（Clostridium tetani）。但此说法既无史料佐证，也与病理不符。破伤风为急性感染，一旦发病，病程迅猛，多在数日内死亡，极少拖延数月。

新加坡破伤风致命案例

梁敏修是广惠肇留医院创办人之一，因意外受伤感染破伤风身亡。（ 取自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

顺带一提，新加坡历史上也有因破伤风而致命的真实案例，可作为参照。一位是广惠肇留医院创办人之一的梁敏修（Leong Man Sau，1866–1916），他因下火车时意外受伤，不幸感染破伤风，经七八日挣扎无效身亡。

另一位则是前马来亚大学生物化学系高级讲师奥利维楼（C. J. Oliveiro，卒于1956年），因开罐头不慎割伤手指，几日后出现吞咽困难症状，确诊为破伤风，入院后仅两日便去世。

这些真实个案说明，破伤风属于进展极快的急性感染病，发病后数日内若未及时施以抗毒素治疗，死亡率极高。

若说努尔哈赤“因破伤风九个月后死亡”，这与病理机制严重不符，也暴露出某些史学观点对医学知识的匮乏。所以历史记载称努尔哈赤病七个月，甚至期间还曾跋涉千里前往清河温泉“坐汤疗养”，显然与典型破伤风症状如“锁口风”（lockjaw）、肌肉痉挛、角弓反张（opisthotonus）等毫不相符。因此，认为他死于破伤风，实属误解。

又有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死于铅中毒，因中炮弹伤而体内残留铅弹。然而，铅中毒的发病机制（pathogenesis）复杂，往往需要长期暴露与累积吸收，急性铅中毒引致死亡的案例在战伤中极为罕见，更无历史资料支持。此说更像是后人穿凿附会的想象。

宁远卫城的红夷大炮。

若从医学角度重新梳理，有一种可能较为合理。那就是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虽未直接被炮弹击中，但被飞散的弹片割伤背部。由于伤口清创（debridement）不彻底，细菌感染导致局部坏死（necrosis），演变为坏疽（gangrene）。

在无抗生素的年代，坏疽若并发为败血症几无救治之法。尤有甚者，年迈的努尔哈赤可能患有糖尿病，致使伤口愈合更慢，进一步加重病情。可惜清代的医学尚未能识别此类代谢疾病，故未及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糖尿病并非现代专属，早在古埃及已有类似症状记述。至1776年，科学界已知糖尿病患者尿液及血液含糖过高。若以今日眼光看，伤口久治不愈，且病情逐步恶化，确有可能与糖尿病合并感染有关。

医学与史学应互为补充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极可能是在宁远之战中受轻伤后，因伤口感染引发坏疽，再导致败血症乃至死亡。而关于情志致疽、铅中毒或破伤风等说法，不仅缺乏医学与史料依据，更暴露出部分历史叙述对病理机制的误解与夸张。

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基本的医学常识。否则不但误导读者，更可能将后人引入错误史实的陷阱。医学与史学在理解人物死亡真相时，应互为补充，方能趋近真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