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7日，北京金融法院一纸执行裁定，将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向舆论风口——新增被执行人信息显示，执行标的24亿余元，现存10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76亿元，旗下大连新达盟、福州万达广场等核心子公司股权遭轮候冻结。这场司法风暴不仅暴露了万达集团的财务困境，更折射出中国民营企业高杠杆扩张背后的法律风险与治理危机。

万达为什么会被执行24亿?
万达债务危机的核心诱因，是2018年签署的多份对赌协议。根据协议，若万达商管未能在2023年10月前上市，需向苏宁、融创、永辉等投资者支付300亿元股权回购款及8%年化利息。这一条款在法律上属于“附条件合同”，当上市失败的条件成就时，回购义务自动触发。然而，万达商管两次冲击港股上市失败，直接导致180亿元回购条款被激活。2025年4月，苏宁易购发起仲裁，要求万达支付50.4亿元股份回购款，尽管仲裁请求未获支持，但苏宁表示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追讨。
对赌协议的失败，叠加短期债务集中到期，形成“债务-利息-更重债务”的恶性循环。截至2025年一季度，万达商管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达400.8亿元，而货币资金余额仅151.16亿元，资金缺口超过300亿元。为筹集回购资金，万达不得不加速出售核心资产：2024年以来，已转让50座万达广场、清仓万达电影股权，自持商业物业比例从60%降至不足40%。这种“断臂求生”模式虽能短期缓解流动性压力，却因丧失商业生态主导权，导致租金收入增速不足5%，无法覆盖债务利息支出，陷入“资产出售-盈利能力下降-债务压力加剧”的死循环。
法律程序解析：强制执行与股权冻结的司法逻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院对万达集团股权的冻结与拍卖具有明确法律依据。此次北京金融法院的执行裁定，源于万达与金融机构的借款合同纠纷，法院通过冻结大连新达盟60%股权、福州万达广场100%股权等核心资产，确保债权实现。法律层面，强制执行需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债务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其二，执行标的足以覆盖债务本息。万达案例中，法院先后冻结其持有的多家子公司股权，部分冻结期限长达三年，直接切断了企业通过资产腾挪规避执行的可能。
股权冻结的司法效力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形成对债务人的信用约束，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开冻结信息，限制企业融资与商业合作；二是触发《公司法》第142条规定的股权处置限制，虽不禁止转让，但受让人需承继债务责任；三是为后续司法拍卖提供法律依据，若万达未能在指定期限内履行债务，法院可依法评估拍卖冻结股权，优先清偿债权人。例如，万达商管50.72亿股权被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冻结期限自2023年7月4日至2026年7月3日，若债务未清偿，该部分股权将面临处置风险。
治理缺陷暴露：从“规模崇拜”到“能力本位”的转型阵痛
万达危机本质是传统重资产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系统性失灵。其核心资产万达广场的出租率从2021年的98%降至2023年的92%，租金收入增速不足5%，远低于债务利息支出，这一数据对比揭示出“土地财政+商业地产”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更严峻的是，万达在数字化转型中表现迟缓：万达电影APP用户渗透率不足20%，智慧商业、数据营销等增值服务尚未形成闭环生态，导致其轻资产转型沦为概念炒作。
对比全球最大商业地产公司西蒙地产(Simon Property)的复苏路径，更能看清万达的差距。西蒙通过REITs(房地产信托基金)实现资产证券化，2023年市值恢复至500亿美元，租金收缴率达97%。而中国类REITs产品分红率普遍不足4%，万达虽尝试引入太盟投资等战投，但持股比例从70.15%降至40%，控制权稀释的同时，并未获得足够的长期资本支持。这种“为救急而引资”的短视行为，暴露出万达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性缺陷——缺乏战略定力，过度依赖外部输血，而非通过内生增长提升抗风险能力。
行业警示：高杠杆扩张的法律边界与风险防控
万达债务危机为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多重法律警示：其一，高杠杆模式需严守财务红线。万达总债务规模达6000亿元，短期债务占比畸高，违反《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标准，虽未破产但已陷入流动性危机。其二，对赌协议需兼顾合法性与商业合理性。万达案例中，对赌条款虽合法，但未设置风险对冲机制，导致上市失败后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其三，资产处置需平衡短期生存与长期发展。万达通过出售万达广场、酒店等核心资产回笼资金，却因丧失运营主导权，陷入“越卖越穷”的困境。
从法律视角看，企业债务危机的解决需依赖三重机制：债务重组、资产证券化与司法重整。万达虽尝试引入太盟、腾讯等战略投资者，但因股权稀释过度，控制权旁落;虽推进债务展期，却因对赌协议刚性兑付，难以根本缓解压力；虽未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但股权冻结与强制执行已形成“类重整”效应，迫使企业直面债务清偿。这种“市场出清”与“司法干预”的结合，或将成为未来企业债务危机处理的常态。
76亿元的执行标的，不仅是万达集团的生死时速，更是中国商业文明进程中的法律规制实验。当王健林从“首富”变为“被执行人”，这场危机揭示了高杠杆时代的终结，也倒逼企业重新思考生存逻辑：在法律框架内，企业需平衡扩张野心与风险控制，在债务清偿与业务转型间寻找平衡点。

2025年8月7日，北京金融法院一纸执行裁定，将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向舆论风口——新增被执行人信息显示，执行标的24亿余元，现存10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76亿元，旗下大连新达盟、福州万达广场等核心子公司股权遭轮候冻结。这场司法风暴不仅暴露了万达集团的财务困境，更折射出中国民营企业高杠杆扩张背后的法律风险与治理危机。

万达为什么会被执行24亿?
万达债务危机的核心诱因，是2018年签署的多份对赌协议。根据协议，若万达商管未能在2023年10月前上市，需向苏宁、融创、永辉等投资者支付300亿元股权回购款及8%年化利息。这一条款在法律上属于“附条件合同”，当上市失败的条件成就时，回购义务自动触发。然而，万达商管两次冲击港股上市失败，直接导致180亿元回购条款被激活。2025年4月，苏宁易购发起仲裁，要求万达支付50.4亿元股份回购款，尽管仲裁请求未获支持，但苏宁表示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追讨。
对赌协议的失败，叠加短期债务集中到期，形成“债务-利息-更重债务”的恶性循环。截至2025年一季度，万达商管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达400.8亿元，而货币资金余额仅151.16亿元，资金缺口超过300亿元。为筹集回购资金，万达不得不加速出售核心资产：2024年以来，已转让50座万达广场、清仓万达电影股权，自持商业物业比例从60%降至不足40%。这种“断臂求生”模式虽能短期缓解流动性压力，却因丧失商业生态主导权，导致租金收入增速不足5%，无法覆盖债务利息支出，陷入“资产出售-盈利能力下降-债务压力加剧”的死循环。
法律程序解析：强制执行与股权冻结的司法逻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院对万达集团股权的冻结与拍卖具有明确法律依据。此次北京金融法院的执行裁定，源于万达与金融机构的借款合同纠纷，法院通过冻结大连新达盟60%股权、福州万达广场100%股权等核心资产，确保债权实现。法律层面，强制执行需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债务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其二，执行标的足以覆盖债务本息。万达案例中，法院先后冻结其持有的多家子公司股权，部分冻结期限长达三年，直接切断了企业通过资产腾挪规避执行的可能。
股权冻结的司法效力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形成对债务人的信用约束，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开冻结信息，限制企业融资与商业合作；二是触发《公司法》第142条规定的股权处置限制，虽不禁止转让，但受让人需承继债务责任；三是为后续司法拍卖提供法律依据，若万达未能在指定期限内履行债务，法院可依法评估拍卖冻结股权，优先清偿债权人。例如，万达商管50.72亿股权被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冻结期限自2023年7月4日至2026年7月3日，若债务未清偿，该部分股权将面临处置风险。
治理缺陷暴露：从“规模崇拜”到“能力本位”的转型阵痛
万达危机本质是传统重资产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系统性失灵。其核心资产万达广场的出租率从2021年的98%降至2023年的92%，租金收入增速不足5%，远低于债务利息支出，这一数据对比揭示出“土地财政+商业地产”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更严峻的是，万达在数字化转型中表现迟缓：万达电影APP用户渗透率不足20%，智慧商业、数据营销等增值服务尚未形成闭环生态，导致其轻资产转型沦为概念炒作。
对比全球最大商业地产公司西蒙地产(Simon Property)的复苏路径，更能看清万达的差距。西蒙通过REITs(房地产信托基金)实现资产证券化，2023年市值恢复至500亿美元，租金收缴率达97%。而中国类REITs产品分红率普遍不足4%，万达虽尝试引入太盟投资等战投，但持股比例从70.15%降至40%，控制权稀释的同时，并未获得足够的长期资本支持。这种“为救急而引资”的短视行为，暴露出万达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性缺陷——缺乏战略定力，过度依赖外部输血，而非通过内生增长提升抗风险能力。
行业警示：高杠杆扩张的法律边界与风险防控
万达债务危机为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多重法律警示：其一，高杠杆模式需严守财务红线。万达总债务规模达6000亿元，短期债务占比畸高，违反《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标准，虽未破产但已陷入流动性危机。其二，对赌协议需兼顾合法性与商业合理性。万达案例中，对赌条款虽合法，但未设置风险对冲机制，导致上市失败后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其三，资产处置需平衡短期生存与长期发展。万达通过出售万达广场、酒店等核心资产回笼资金，却因丧失运营主导权，陷入“越卖越穷”的困境。
从法律视角看，企业债务危机的解决需依赖三重机制：债务重组、资产证券化与司法重整。万达虽尝试引入太盟、腾讯等战略投资者，但因股权稀释过度，控制权旁落;虽推进债务展期，却因对赌协议刚性兑付，难以根本缓解压力；虽未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但股权冻结与强制执行已形成“类重整”效应，迫使企业直面债务清偿。这种“市场出清”与“司法干预”的结合，或将成为未来企业债务危机处理的常态。
76亿元的执行标的，不仅是万达集团的生死时速，更是中国商业文明进程中的法律规制实验。当王健林从“首富”变为“被执行人”，这场危机揭示了高杠杆时代的终结，也倒逼企业重新思考生存逻辑：在法律框架内，企业需平衡扩张野心与风险控制，在债务清偿与业务转型间寻找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