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岁那年，我从互联网公司跳槽到一家国企后台岗位。家人朋友立刻给我贴上 “躺平”“上岸”“直通退休” 的标签，我也曾暗自庆幸，觉得自己暂时躲进了避风港 —— 不用再跟着行业卷，能避开 35 岁中年危机的焦虑，哪怕比不上公务员的安稳，也足够让我松口气。

入职国企前，我在两家境外上市的本土公司待过。毕业时带着一股冲劲从家乡跑到一线城市，就是想和那些被父母安排工作的同学不一样。最初的工作完全符合 “奋斗者” 想象：全国出差连轴转，熬夜改标书到凌晨，周末节假日泡在会议室培训。每一次辛苦都像拼图，凑出我眼里 “职场新星” 的样子。直到升职那天，我还以为会在这条路上再拼十年。

改变我想法的是同事艾丽。她是典型的江浙沪独生女，精致干练，海外硕士毕业，30 岁出头就做到总监，之后才计划结婚生子。艾丽曾是公司的 “拼命三娘”，满世界飞着盯项目，可怀孕后一切都变了。孕中期确诊妊娠糖尿病，每天要抽两小时去医院 “扎手指”；孕晚期坚持爬楼梯，最终还是 “顺转剖”。她硬是把母乳喂到女儿一岁半，也从业务骨干变成了职场背奶妈妈。

“三期” 过后，艾丽的遭遇成了职场缩影：重要工作被分走，领导频繁表扬继任者，她在无声的 “冷暴力” 里主动离职。我像看了一场名为《艾丽的陨落》的沉浸式话剧，一边理解公司逐利的本质，一边慌了 —— 自己眼看要到 30 岁，35 岁中年危机已在不远处，“打工人只是工具” 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总有人在耳边提醒：“该找条退路了。”

于是我开始 “田野调查” 式求职，最先参考的是同年毕业的小雪。她干了三年银行柜员后裸辞，带着父母旅游，说要 “闭关考公”，结果笔试没过，却晒了半年精致朋友圈。最后她找了份新工作，不用再应付指标任务，日常话题从 “凑指标” 变成 “哪家外卖好吃”“周末爬哪座山”，还跟我说：“钱少点，但舒服多了。”

小雪的经历让我确定：裸辞考公不现实，国企后台或许是归宿。我开始 “包装” 简历，上班摸鱼改材料，用写毕业论文的劲头查信息，甚至画甘特图盯进度、用 SWOT 分析岗位。还总结出 “三不原则”：不做扛业绩的岗、不做要应酬的岗、不去总部在外地的公司。

四个月后，我拿到三个 Offer：国企、互联网公司和 500 强民企。面试时见过不少百态：年营收 10 亿的互联网公司自称 “X 厂”，招聘总监带着上一场面试的情绪夸公司，工位旁还圈养着宠物；500 强里员工穿正装面无表情地穿梭，有人在办公室外排队等汇报，像整齐的乐高小人。那时我才懂，职场像游乐场，旋转木马安全、摩天轮视野好，不过是各选各的活法。

最终选了国企后台，入职前要准备近 20 项资料，几乎涵盖我所有生活信息。刚入职时确实觉得好：工作日有食堂，不用绕路买早餐；公司对口帮扶贫困县，我能给家里寄米面油，我妈在熟人圈里多了谈资；工会还会组织兴趣小组，比以前公司 “变相加班” 的团建纯粹多了，更不用说没有业绩压力，不用再为季度末、年末熬夜。

可这种 “凉白开” 式的安稳，慢慢变了味。试用期过后，老同事教我后台生存法则：拿不准的事别乱问，不是自己的活赶紧推，出错了要么解决要么忽略，绝不能公开承认，剩下的事全靠 “请示领导”。我想多学些东西，却被提醒 “别想着改变，不出错就行”。

唯一和我有同样危机感的是 90 后同事方圆。她留着短发，常穿黑白灰，美国硕士毕业，习惯高效解决问题 —— 把每周每月的报表做成线上模型，原本一两天的活两小时就能完成。有次加班，我问她后悔来这吗？她盯着电脑改 Excel 公式：“被骗了。” 面试时领导说 “需要你这样的专业人才”，来了才发现，她的高效反而显得别人无能，还压缩了领导的决策空间。

后来方圆跳槽去了大厂，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还被质疑 “从国企出来能不能适应快节奏”。而我留在国企，成了父母口中 “体面的孩子”、前同事羡慕 “能准时下班” 的人。可年底述职时，我对着空白 PPT 转笔，才发现这一年除了吃老本，只学会了背公文格式、记审批节点。

更无奈的是年会。30 岁的我因 “低于平均年龄” 被要求表演，只能恳求 “别让我独唱《歌唱祖国》”。领导说要 “出新出彩”，同事们只好跟着小红书学跳舞，排练两周，最后舞蹈视频还被循环用于会议暖场。我第一次为自己的 “屈服” 庆幸。

春节前，我和前互联网同事吃饭，卸了伪装说：“我感觉自己在被淘汰。” 他说：“继续待着就是饮鸩止渴。” 这话让我想起家乡的三线建设 “单位人”—— 他们曾因背后的 “大厂” 最先用上天然气，可下岗潮一来，技术工成了超市收银员，“稳定” 碎得彻底。我突然明白，国企这份 “松弛感”，不过是一纸合同维系的脆弱关系，我或许就是 “自知的待失业人口”。

清明回家，我跟父母提想辞职，换来的是连珠炮似的反驳：“稳定工作多难得”“熬熬就过去了”“辞了以后干什么”。我懂他们的心思，在熟人社会的 “谁家过得好” 比赛里，我这份国企工作是家里的 “加分项”，裸辞就意味着输掉优势。

没法说服父母，我开始联系猎头，这几年考的行业证书总算让简历不至于空白。我试着看外地岗位，焦虑反而少了 —— 就当边找工作边完善我的 “职场调查笔记”。

现在 HR 找我谈合同续签，我没像以前那样立刻回复。方圆空着的工位还在那，我总想起波伏娃的话：“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30 多岁的职场女性，难道不生育才是保工作的筹码？难道除了 “躺平” 就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我早该明白，职场没有一劳永逸的路，但也绝不会走投无路。这一次，我不想再迎合别人的期待，只想坦然面对自己。

30 岁那年，我从互联网公司跳槽到一家国企后台岗位。家人朋友立刻给我贴上 “躺平”“上岸”“直通退休” 的标签，我也曾暗自庆幸，觉得自己暂时躲进了避风港 —— 不用再跟着行业卷，能避开 35 岁中年危机的焦虑，哪怕比不上公务员的安稳，也足够让我松口气。

入职国企前，我在两家境外上市的本土公司待过。毕业时带着一股冲劲从家乡跑到一线城市，就是想和那些被父母安排工作的同学不一样。最初的工作完全符合 “奋斗者” 想象：全国出差连轴转，熬夜改标书到凌晨，周末节假日泡在会议室培训。每一次辛苦都像拼图，凑出我眼里 “职场新星” 的样子。直到升职那天，我还以为会在这条路上再拼十年。

改变我想法的是同事艾丽。她是典型的江浙沪独生女，精致干练，海外硕士毕业，30 岁出头就做到总监，之后才计划结婚生子。艾丽曾是公司的 “拼命三娘”，满世界飞着盯项目，可怀孕后一切都变了。孕中期确诊妊娠糖尿病，每天要抽两小时去医院 “扎手指”；孕晚期坚持爬楼梯，最终还是 “顺转剖”。她硬是把母乳喂到女儿一岁半，也从业务骨干变成了职场背奶妈妈。

“三期” 过后，艾丽的遭遇成了职场缩影：重要工作被分走，领导频繁表扬继任者，她在无声的 “冷暴力” 里主动离职。我像看了一场名为《艾丽的陨落》的沉浸式话剧，一边理解公司逐利的本质，一边慌了 —— 自己眼看要到 30 岁，35 岁中年危机已在不远处，“打工人只是工具” 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总有人在耳边提醒：“该找条退路了。”

于是我开始 “田野调查” 式求职，最先参考的是同年毕业的小雪。她干了三年银行柜员后裸辞，带着父母旅游，说要 “闭关考公”，结果笔试没过，却晒了半年精致朋友圈。最后她找了份新工作，不用再应付指标任务，日常话题从 “凑指标” 变成 “哪家外卖好吃”“周末爬哪座山”，还跟我说：“钱少点，但舒服多了。”

小雪的经历让我确定：裸辞考公不现实，国企后台或许是归宿。我开始 “包装” 简历，上班摸鱼改材料，用写毕业论文的劲头查信息，甚至画甘特图盯进度、用 SWOT 分析岗位。还总结出 “三不原则”：不做扛业绩的岗、不做要应酬的岗、不去总部在外地的公司。

四个月后，我拿到三个 Offer：国企、互联网公司和 500 强民企。面试时见过不少百态：年营收 10 亿的互联网公司自称 “X 厂”，招聘总监带着上一场面试的情绪夸公司，工位旁还圈养着宠物；500 强里员工穿正装面无表情地穿梭，有人在办公室外排队等汇报，像整齐的乐高小人。那时我才懂，职场像游乐场，旋转木马安全、摩天轮视野好，不过是各选各的活法。

最终选了国企后台，入职前要准备近 20 项资料，几乎涵盖我所有生活信息。刚入职时确实觉得好：工作日有食堂，不用绕路买早餐；公司对口帮扶贫困县，我能给家里寄米面油，我妈在熟人圈里多了谈资；工会还会组织兴趣小组，比以前公司 “变相加班” 的团建纯粹多了，更不用说没有业绩压力，不用再为季度末、年末熬夜。

可这种 “凉白开” 式的安稳，慢慢变了味。试用期过后，老同事教我后台生存法则：拿不准的事别乱问，不是自己的活赶紧推，出错了要么解决要么忽略，绝不能公开承认，剩下的事全靠 “请示领导”。我想多学些东西，却被提醒 “别想着改变，不出错就行”。

唯一和我有同样危机感的是 90 后同事方圆。她留着短发，常穿黑白灰，美国硕士毕业，习惯高效解决问题 —— 把每周每月的报表做成线上模型，原本一两天的活两小时就能完成。有次加班，我问她后悔来这吗？她盯着电脑改 Excel 公式：“被骗了。” 面试时领导说 “需要你这样的专业人才”，来了才发现，她的高效反而显得别人无能，还压缩了领导的决策空间。

后来方圆跳槽去了大厂，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还被质疑 “从国企出来能不能适应快节奏”。而我留在国企，成了父母口中 “体面的孩子”、前同事羡慕 “能准时下班” 的人。可年底述职时，我对着空白 PPT 转笔，才发现这一年除了吃老本，只学会了背公文格式、记审批节点。

更无奈的是年会。30 岁的我因 “低于平均年龄” 被要求表演，只能恳求 “别让我独唱《歌唱祖国》”。领导说要 “出新出彩”，同事们只好跟着小红书学跳舞，排练两周，最后舞蹈视频还被循环用于会议暖场。我第一次为自己的 “屈服” 庆幸。

春节前，我和前互联网同事吃饭，卸了伪装说：“我感觉自己在被淘汰。” 他说：“继续待着就是饮鸩止渴。” 这话让我想起家乡的三线建设 “单位人”—— 他们曾因背后的 “大厂” 最先用上天然气，可下岗潮一来，技术工成了超市收银员，“稳定” 碎得彻底。我突然明白，国企这份 “松弛感”，不过是一纸合同维系的脆弱关系，我或许就是 “自知的待失业人口”。

清明回家，我跟父母提想辞职，换来的是连珠炮似的反驳：“稳定工作多难得”“熬熬就过去了”“辞了以后干什么”。我懂他们的心思，在熟人社会的 “谁家过得好” 比赛里，我这份国企工作是家里的 “加分项”，裸辞就意味着输掉优势。

没法说服父母，我开始联系猎头，这几年考的行业证书总算让简历不至于空白。我试着看外地岗位，焦虑反而少了 —— 就当边找工作边完善我的 “职场调查笔记”。

现在 HR 找我谈合同续签，我没像以前那样立刻回复。方圆空着的工位还在那，我总想起波伏娃的话：“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30 多岁的职场女性，难道不生育才是保工作的筹码？难道除了 “躺平” 就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我早该明白，职场没有一劳永逸的路，但也绝不会走投无路。这一次，我不想再迎合别人的期待，只想坦然面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