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臣秀吉死後，豐臣政權內部發生政治紛爭，引發德川家康帶領的東軍以及石田三成等人組成的西軍在各地交戰。 最後在西軍將領小早川秀秋叛變的情況下，東軍取得勝利，豐臣政府失去了統一政府的地位，而勝利者德川家康獲得了巨大的權力，為幕府制度的建立開闢了道路。

关原之战常被简化为“正义的石田三成 vs 阴险的老乌龟德川家康”，但历史真的这么黑白分明吗？1600年，丰臣秀吉刚去世不久，日本政坛迅速分裂。石田三成以维护丰臣家正统为名，集结西军；德川家康则借平定“上杉之乱”之机，拉拢各地大名组成东军。最终在关原战场上，因小早川秀秋临阵倒戈，西军溃败，三成被斩首，德川家康奠定霸业。

可问题来了：如果石田三成代表“忠义”，为何他连自己阵营的大名都团结不了？为何像宇喜多秀家、岛津义弘这样的猛将愿意追随他，却无法阻止关键盟友叛变？反观德川家康，明明是野心勃勃的权谋家，却能笼络人心、布局长远。这场决定日本未来走向的战役，究竟是道义输给了权术，还是“正义”本就是后人浪漫化的想象？关原之战的胜负，到底差在战略、人望，还是对人性与权力本质的理解？

别再神话石田三成了！他不是“正义的化身”，而是政治幼稚的理想主义者。关原之战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严重误判了人性、权力结构和战国末期的政治逻辑。

首先，三成出身文官（五奉行之一），长期负责内政、后勤、检地，缺乏独立领兵和统御大名的经验。他在丰臣政权中靠秀吉宠信上位，却因严厉执法、打压武断派（如福岛正则、加藤清正）而树敌无数。这些武将视他为“纸上谈兵的官僚”，根本不服。当秀吉一死，失去靠山的三成立刻被孤立。

其次，他的“忠义”口号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他打着“保卫丰臣幼主秀赖”的旗号组建西军，但多数大名参战并非真心效忠丰臣家，而是出于私怨（如毛利辉元想夺回被削的领地）、恐惧德川扩张，或被迫站队。三成既无足够兵力，又无足够资源收买人心，只能依赖几个核心盟友。更致命的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小早川秀秋这种墙头草身上——许诺关白之位，却未提前兑现，结果战场关键时刻被反噬。

反观德川家康，几十年如一日经营人脉。从今川人质到织田盟友，再到丰臣五大老之首，他深谙“等待”与“交换”的艺术。关原前，他暗中与福岛、加藤等武断派和解，承诺战后保全甚至加封；对小早川，早已派人密谈。他打的不是“忠义”牌，而是“利益共同体”牌。战国乱世，大名们要的是生存与领地，不是道德剧。

所以，关原不是正义输给权术，而是理想主义撞上现实政治。三成错把政治当成是非题，而家康知道，它从来都是选择题——谁给的条件更好，谁就能赢。

很簡單的幫您解答，因為那是三成從自己角度解釋的正義，這是他個性的致命傷。
而且從家康戰前奪權的套路跟秀吉當年超級像，即先取得話語權再獨斷的進行各種安排，對不聽話的人物予以攻伐。

石田三成 統帥 13 內政 99，德川家康 統帥100 內政 88

文官打武將，能把德川家康打得咬手指甲已經非常厲害了。石田三成感覺就是年紀太輕，不圓滑，是個愣頭青，把不能得罪的人都得罪光了，也算他的本事了。

德川的手腕高過石田是無庸置疑的，而且他還有諸多優勢：他是秀吉死前遺命輔佐秀賴的大老之首、他的領地石高是石田的10倍、他是從小跟著東海第一武將今川義元，後來又跟著織田信長做小弟，到小牧打敗羽柴軍，縱然最後降伏也足見其能耐，秀吉從山崎到小田原可幾乎沒敗過。
石田以一個政務官已經算作的不錯了，只是他的對手無論資源、威望、資歷，跟他都不在同個次元😅

石田三成是政治家性格，不惜得罪人也要把事情做好做正，而老烏龜是政客性格，拉黨結派的壯大政治勢力，只能說石田三成的個性做幕僚強，做領頭不行。

石田三成不是軍閥，沒有自己軍隊，所以要靠外盟來幫助
反觀
德川家康的軍隊都是自己三河出身的嫡系部隊，無論忠誠戰力都沒啥問題
更關鍵的一點，石田三成充其量不過是文官非將材，而德川確是真實的武將出身，兩者根本不是在同一個水平上

说石田三成“政治幼稚”是用胜者视角倒推历史。如果我们站在1600年的现场，会发现三成的选择其实是在极端不利条件下，试图守住最后一点制度秩序。

首先，必须澄清：三成并非不懂权术。他在朝鲜之役中统筹后勤、协调数十万大军粮草，能力极强。他与武断派的矛盾，本质是丰臣政权内部“文治派 vs 武断派”的路线之争。秀吉晚年已意识到武将尾大不掉，有意扶持三成制衡。三成打压加藤、福岛等人，是执行秀吉遗志，维护中央集权，而非个人恩怨。

其次，关原之战前，三成几乎无路可走。德川家康公然违反秀吉“大名不得私婚”的遗命，联姻伊达、浅野、福岛等家族，明显在构建反丰臣联盟。若坐视不管，丰臣政权名存实亡。三成起兵，是绝望中的先手反击——他知道胜算不高，但若不起兵，丰臣家连谈判筹码都没有。

至于小早川叛变，不能全怪三成。小早川本就是秀吉养子，地位尴尬，家康许诺他“备前、美作两国加增”，远超三成能给的。在战国末期，忠诚早已让位于现实利益。但三成仍争取到了毛利、宇喜多、岛津等强藩，说明他并非毫无号召力。真正的问题在于：西军内部指挥权分散，毛利辉元坐镇大阪不出，前线由三成实际指挥，却无足够权威调动所有部队。

更重要的是，三成代表的是一种制度理想：以丰臣政权为核心的统一秩序，而非回到战国割据。家康胜利后，虽建幕府，却仍尊丰臣家至1615年大阪夏之阵才彻底铲除——这恰恰说明，三成所捍卫的“正统性”在当时仍有强大道德力量。

所以，关原之战不是“权术战胜正义”，而是一场制度保卫战的悲壮失败。三成或许不够圆滑，但他试图在乱世中守住规则，这份坚持，不该被“老乌龟赢了”这种戏谑消解。历史记住胜利者，但也该理解失败者的重量。

关原之战（1600年）是日本战国时代走向终结的关键战役，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击败石田三成领导的西军后，迅速掌控了全国实权。但“幕府制度”的正式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德川家康在战后数年间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法律和人事安排逐步构建的系统性统治体系。以下是其建立过程的核心步骤：

1. 战后大名重新洗牌（改易与转封）

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立即对全国大名进行大规模“论功行赏”与“惩罚清算”：

西军大名被大幅削弱：如毛利辉元从120万石减至37万石，小早川秀秋虽倒戈有功但不久暴卒，领地被收回；岛津氏、上杉氏等虽保留领地但被边缘化。

亲德川势力获得加封：福岛正则、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东军将领获得更富庶或战略要地。

“谱代大名”与“外样大名”分层：德川将忠诚度高的旧部（谱代）安置在京都、江户周边及交通要道，监视外样大名（原敌对或新附者）。

此举彻底重构了日本封建格局，确保德川对全国的控制力。

2. 确立江户为权力中心

德川家康早在1590年就受封关东八州，以江户（今东京）为根据地，大力开发城下町、整备水利（如神田上水）、吸引商人与武士定居。

关原战后，他进一步强化江户作为实际政治中心的地位，天皇所在的京都仅保留象征性权威。

3. 就任征夷大将军，正式开设幕府（1603年）

1603年，后阳成天皇任命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他在江户设立“幕府”（即武士政权），标志着江户幕府（德川幕府）正式成立。

此举赋予其统治全国武士阶层的合法名分，形成“公家（朝廷）—武家（幕府）”二元体制，但实权完全在幕府。

4. 制定武家统治制度

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尤其是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三代家光）陆续建立制度框架：

《武家诸法度》（1615年颁布）：规范大名行为，如禁止私婚、筑城、结盟，强制实行“参勤交代”（大名定期往返江户居住，消耗其财力并便于监控）。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限制天皇与公卿干政，将朝廷彻底边缘化。

兵农分离与身份固化：严格划分士、农、工、商等级，禁止阶层流动，稳定社会秩序。

5. 彻底铲除丰臣残余（大阪之阵，1614–1615）

尽管关原之战后丰臣秀赖仍居大阪城，名义上保有65万石领地，但德川视其为隐患。

1614年（冬之阵）与1615年（夏之阵），德川发动两次大阪战役，最终攻陷大阪城，丰臣秀赖母子自杀，丰臣氏灭亡。

至此，德川政权再无有力挑战者，幕府统治全面稳固。

总结

关原之战只是德川家康夺取霸权的起点，真正的幕府制度是在1603年开府至1615年大阪夏之阵结束这十余年间，通过军事胜利 + 政治重组 + 制度建设 + 消灭对手四步走完成的。这一制度维持了日本长达265年的和平（江户时代），也奠定了近代日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