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在于对儒法文明的洗涤，没有新的思想，民族性不会改变，但延续旧思想也将被世界抛弃，改革开放是必然，是出于对老祖宗被揍的经验，闭关锁国也是正常，因为身体好了，人矿可以慢慢享用。儒法文明不能实现政权更替交替就会人矿衰竭，这是强者恒强的结果，红朝一百年太短了，三百年太长，两百年差不多了。

不要太過悲觀，畢竟中共商業化的教育政策意外地提高、擴大了人們的文化程度。
問題在於必須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法（理論）重塑中國文化，甚至可以考慮修改未來的國名，本人絕不讚成帶“中國”字樣的新國名。
請關注哀怨一族的動態！

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不是现代自由，而是“等级秩序社会”
1️⃣ 政治结构：君主制 + 贵族特权
国王多为世袭君主（absolute / semi-absolute）
贵族与教会掌握土地、税收豁免、司法特权
农民与城市平民承担主要税负
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就是典型：
第一等级：教士
第二等级：贵族
第三等级：平民（>95%人口）
👉 法律并不平等，人不是“生而平等”的
2️⃣ 腐败是否存在？
存在，而且是制度化腐败：
官职可以买卖（法国尤为严重）
贵族靠出身而非能力掌权
王室财政崩溃却不敢向贵族征税
农民被强制劳役、什一税、地租三重剥削
但要注意一句关键话：
这不是“违法腐败”，而是合法的等级特权

每天看灰机 发表于 2025-12-28 05:16
要真的奴性刻在基因里 就不会防民防得那么严了。 不至于

很多人幻想中国“迟早会民主化”，但这种想法忽视了深层的历史结构与文化心理机制。中国的集权传统并非偶然，而是由多重因素长期塑造的结果。

首先，地理环境决定了大一统的必要性。中国地处东亚大陆，黄河长江流域水患频发，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协调治水、防灾、调配资源。这种“水利社会”理论早在魏特夫就提出过，虽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规模农业文明天然倾向集中治理。相比之下，欧洲多山多岛，城邦林立，难以形成单一霸权，反而催生了契约精神与分权传统。

其次，儒家思想虽讲“仁政”，但其核心是等级秩序与忠孝伦理。从董仲舒“天人感应”到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儒学不断被工具化为维护皇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百姓被教导“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公共事务成为士大夫甚至皇帝的专属领域。这种文化内核抑制了公民意识的萌芽，使“民本”始终停留在道德劝诫层面，从未转化为“民权”。

再者，中国历史上缺乏真正独立的社会力量。士绅阶层依附皇权，商人地位低下，宗教从未形成制衡世俗权力的力量（如教皇之于欧洲君主）。每当社会出现自治苗头（如明清江南市镇），国家便迅速收编或打压。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结构延续至今，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公民难以形成集体行动能力。

近现代以来，虽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民主尝试，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社会撕裂使得“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共识。民众在动荡中更渴望秩序而非自由，这为威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进一步巩固了“绩效合法性”，民主诉求被物质满足稀释。

更重要的是，当代技术治理能力空前强大。大数据、人脸识别、社会信用体系等工具使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老大哥”不再需要暴力，只需算法即可实现柔性的控制。在这种环境下，民主所需的公共讨论空间、组织动员能力、信息自由流动几乎被系统性扼杀。

因此，并非中国人“不想民主”，而是历史路径、文化心理、制度结构、技术条件共同构成了一道高墙。民主不是普世开关，一按就亮。它需要土壤、种子、气候——而中国这片土地，两千年来一直在用盐碱浇灌。

姚红 发表于 2025-12-28 05:18
说的太对了，非常感恩奶奶在我小时候就告知共产党的凶残面目才有我早日逃离大环境到发达国家的可能。说的 ...

将中国描绘成“注定无法民主”的宿命体，是一种危险的历史决定论。它既低估了历史的偶然性，也忽视了人民内在的能动性。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民主萌芽，只是被暴力中断或主动压抑。

先说“文化决定论”。儒家固然强调秩序，但孟子明确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主张学校议政——这难道不是民主思想的雏形？晚清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正是从本土资源中挖掘改革依据。文化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可诠释、可重构的。日本、韩国同样受儒家影响，却成功转型民主，说明文化并非决定性障碍。

再说“地理决定论”。中国幅员辽阔不假，但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交子流通，海外贸易繁荣，社会已具备多元分权的基础。若非蒙古铁骑南下打断这一进程，中国未必走向明清式专制。历史充满岔路口，不能因最终走向集权就反推“必然如此”。

更重要的是，普通民众从未真正“甘于奴役”。从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再到20世纪初各地自治运动、学生社团、工会组织，底层一直试图争取话语权。只是这些努力常被精英史观忽略，或被胜利者书写为“暴乱”。

当代亦然。尽管空间受限，但网络舆论场中对公平、透明、问责的呼声从未停止。从孙志刚案推动收容制度废除，到环保、教育、医疗领域的公民参与，说明民主意识已在日常生活中悄然生长。所谓“聪明人沉默”，实则是高压下的理性选择，而非价值认同。一旦条件松动，沉默的大多数可能迅速转向行动。

此外，全球民主化浪潮虽遇挫折，但并未终结。技术既是控制工具，也是赋权手段。加密通讯、去中心化平台、跨境信息流动，都在削弱传统威权的信息垄断。年轻一代更具权利意识、国际视野和批判精神，他们未必接受“稳定换自由”的交易。

最后要指出：民主不是终点，而是过程。它不等于西式选举，也可以是基层协商、参与式预算、社区自治等多元形式。中国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已实践二十余年，证明本土化民主实验完全可行。

因此，与其哀叹“无缘民主”，不如思考如何创造条件、积累资本、培育信任。历史从未终结，循环可以打破——只要有人不愿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