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突破42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但“钱去哪儿了”却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从宏观数据看，社融持续扩张，政策不断强调“宽信用”“稳增长”，可微观层面却频频传出中小企业融资难、打工人收入停滞、消费疲软的声音。这中间是否存在结构性错配？数据显示，全国企业中仅1.7%为国有及非私营单位，却吸纳了超200万亿的信贷与债券资源；而占企业总数98%以上的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虽贡献了近80%的城镇就业，却长期处于融资“缺水区”。更值得警惕的是，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已达私营单位的近两倍，收入差距在扩大而非收敛。如果资金主要流向低效或冗余的国企体系，而非更具活力、更能带动就业与创新的民营经济，那么社融的“量”是否真的转化为经济的“质”？这种金融资源分配机制，是在稳定大局，还是在固化结构性失衡？我们是否正在用全民储蓄支撑少数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却让大多数劳动者承担通缩与内需不足的代价？这不仅是金融效率问题，更是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

作为一个长期跟踪地方财政与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者，我必须说：当前社融结构确实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数据与现实共同指向的结论。

首先，看融资渠道。社融中的人民币贷款、企业债券、政府债券三大项合计占比超80%，而这些恰恰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最擅长使用的工具。以2024年为例，央企和地方国企新增债券发行超8万亿，同期民营企业债券净融资却为负——意味着它们不仅没借到新钱，还在偿还旧债。银行信贷方面，尽管监管三令五申“支持小微”，但基层银行出于风险考核和抵押物要求，仍倾向于向有政府隐性担保的国企放贷。某中部省份的调研显示，当地小微企业贷款申请通过率不足15%，而国企几乎“随要随有”。

其次，看资金使用效率。大量资金沉淀在基建、地产和过剩产能领域。比如某省会城市新建的“智慧城市产业园”，入驻率不到20%，但已获得上百亿专项债和配套贷款。这些项目虽计入GDP和社融，却未创造有效就业或真实需求。反观真正需要钱的科技型初创企业、社区服务小店、县域制造业，连基本流动资金都靠民间借贷维系。

再者，收入分配的断层印证了金融排斥。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约12万元/年，私营单位仅6.3万，差距近一倍。而私营部门吸纳了超4亿就业人口，包括快递员、外卖骑手、工厂普工等5.8亿“打工人”的主体。他们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有钱消费。当金融资源持续向资本密集型、低就业弹性的部门倾斜，必然导致“有增长无就业”“有融资无收入”的怪象。

有人辩称“国企稳则大局稳”，但稳定不应以牺牲效率和公平为代价。日本90年代的教训就是：用银行信贷不断输血僵尸企业，最终拖垮整个金融系统。中国若不加快打破所有制歧视、建立基于信用而非身份的融资体系，社融数字再高，也只是“纸面繁荣”。真正的“血液”应该流向毛细血管，而不是只灌注主动脉。

我理解大家对融资公平的焦虑，但将社融结构简单归结为“1.7%吸血98%”是一种误导性叙事。中国经济的复杂性远超这种二元对立，我们需要更冷静地看待制度约束与发展阶段。

第一，社融并非全部等于“可自由支配资金”。424万亿余额中，包含大量政府债券、票据融资、未贴现银承等，并非直接流入企业账户的现金。更重要的是，国有部门承担着逆周期调节功能。2023-2025年全球经济下行，出口承压，若没有国企在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的投资托底，失业率恐怕早已失控。这些投资短期看效率不高，但保障了产业链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市场经济无法自发提供的公共品。

第二，民营企业融资难有其自身原因。不可否认存在所有制偏见，但银行风控逻辑也有合理性。大量小微企业财务不规范、缺乏抵押物、生命周期短（平均存活不足3年），客观上提高了放贷成本与风险。相比之下，国企有资产、有报表、有政府协调，自然成为“安全资产”。近年来，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已突破30万亿，增速连续五年高于整体信贷，说明政策已在纠偏。只是转型需要时间，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改变几十年形成的金融生态。

第三，工资差距不能全归咎于融资分配。非私营单位多集中于金融、电力、烟草、石油等高附加值或垄断行业，其高薪部分反映的是行业特性，而非单纯“拿得多”。而私营部门中，互联网大厂、高端制造企业的薪资并不低。真正的问题在于低端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议价能力弱，这更多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和教育结构问题，而非金融能单独解决。

最后，全球比较下，中国的社融/GDP比率虽高，但通胀温和、外债极低，说明资金并未完全空转。相比之下，欧美靠央行直接购债“撒钱”，反而催生资产泡沫。中国选择通过银行体系定向输血，虽有损耗，但避免了更大动荡。

与其指责“1.7%吸血”，不如推动征信体系完善、担保机制创新、资本市场改革。把问题简化为道德批判，无助于真正帮助那98%的企业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