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隐秘角落的痛 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达9500万人

报告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达9500万人。今年2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心理门诊外，几名年轻人排队等候就诊。

“上着上着学，今天这个同学突然没有来了，再过段时间那个同学也不再出现了……初中班上30多人，大概10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小玥坐在我对面，语气平静地讲述同学突然“消失”，仿佛这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她口中“这样的问题”，是中国青年常见的三种心理病症：抑郁症、焦虑症，或两者交织的双向情感障碍。

认识小玥前，我对中国青年心理健康状况的认知，主要来自报告。根据去年发布的《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达9500万人，其中18岁以下青少年占三成。

而小玥的讲述，带我走进这位中国“00后”内心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

小玥出生在中国东部的富庶省份，今年大三，正准备报送研究生。过去20年里，她的人生几乎围绕学业展开。和许多中国学生一样，高考前的每一个假期，她都交给了补习班。

从幼儿园起，她便进入成语班、古诗词班、精算班；升了小学，除了奥数、外教英语口语课，她还得学几门拿得出手的才艺；到了初高中，她的周末更是被各种学科补习填得满满当当。

学业压力是一方面，更让小玥难以接受的是学校一些匪夷所思的规定。比如，高中推行的“激情早读”，要求学生像打了鸡血一样高声朗读。为了监测音量，教室里甚至安装了分贝仪，读书声超过90分贝才算及格，音量不达标的班级会被惩罚在用餐时间补读。

在小玥看来，这种“以吵取胜”的早读毫无意义。“我只觉得嗓子疼、耳朵疼，脑子也乱。读了什么，既听不见也记不住。”

在教室里待的久了，小玥常常觉得喘不过气；无法化解压力的同学，甚至会做出自残行为。“有次一个同学在教室自残，坐他旁边的人被刺激到抑郁症发作……结果一个星期后他手腕包着绷带回来，继续上学。”

还有一次，一位平时成绩优秀的女生，只因卷面没有拿到最高分，当晚情绪崩溃。“我在走廊里听到她发出凄厉的尖叫声，持续了整整两小时。她应该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上大学了情况会好吗？小玥摇头。她说，如今的大学早已不再是自由的象牙塔，更像一个“加长版高中”。不仅要上早晚自习，平日若无课程，出校也要报备，夜不归宿还得跟辅导员打电话说明理由。在宿舍，每晚也有宿舍长点名查寝，名单一旦对不上，轻则约谈、重则处分。

每个教室里都装有三个摄像头，人工智能（AI）系统会自动识别谁缺席、谁在上课玩手机；课堂内容也会被自动录音并上传到学校网站，老师讲课全程处于监控之下，“能讲的内容也越来越少”。

图书馆也不再是追求知识的地方，几乎看不到有人真正静下心来看书；98%都在准备考研、考公，或者为出国备考雅思、托福。“好像人生的路径就这么几条，选好了就拼命往前冲。”

小玥选择了看似稳妥的保送研究生，但实际内卷程度不亚于其他路径。除了考察学生的学术能力，要发表专利、在核心期刊上发论文，对学分绩点的要求也近乎严苛。“你任何一门课都不能踏错一步，不然你的排名就直接掉下来；要是掉出前三，你就不再是一个保研‘好苗子’。”

一想到未来，小玥便感到深深的无力。“从小到大一直勤勤恳恳，真的很累，但我又无法停下来……感觉前半生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保研，我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大家都被推着往前走，没有一个人敢停下，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地跑下去。”

小玥的经历，也是当下许多中国年轻人的缩影。他们在高强度的学习压力、高度管控的校园环境中成长，被优绩主义推着在一条单向跑道上不断奔跑。长期封闭的学习环境和人际圈，表面是为了保障学生安全，实际也在不知不觉中剥夺了青年探索自我、调适情绪的空间。情绪没有出口，心理问题便如暗流积聚，最终成为一代人的集体隐痛。

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心理健康问题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关于青年心理健康问题，官方也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学校体育活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关爱师生身心健康”。

但在现实中，许多学校仍将心理问题视为偶发事件，归因于个体“抗压不足”或“不够阳光”，而非检视制度的高压与紧绷；真正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依旧缺位，学生呼吁多年的“周末双休”也迟迟未真正落实。

在讨论青年就业、学历焦虑等议题的同时，社会同样应把目光投向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心理健康从来不是一个“情绪话题”，它关乎一代人能否健全成长，也关系到一个社会是否真正用心对待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