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裡5大紅衛兵領袖，他們曾經紅得發紫，不可一世，最後的結局如何呢？

陈永贵文革中夺权 接见20万朝圣红卫兵

“文革”初期，红卫兵作为一股狂飙突进的青年政治力量横空出世，其中以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最为显赫，被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他们曾站在风暴中心，贴大字报、批斗“走资派”、冲击高校与党政机关，一度被视为“毛主席的革命小将”，风光无两。然而，随着文革局势演变，尤其是1968年“工人宣传队”进驻高校、“红卫兵运动”被官方叫停后，这五人迅速失势，从权力巅峰跌入政治深渊。

红卫兵曾计划进攻华盛顿 占领白宫

历史吊诡之处在于：他们本是体制外的造反者，却最终被体制彻底抛弃。那么，这五位曾经“红得发紫”的青年领袖，后来究竟遭遇了什么？是否全部遭到清算？有没有人得以善终？他们的命运转折点在哪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兴衰是否揭示了文革运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即“工具化青年、用完即弃”？在那个极端年代，狂热是否注定导向毁灭？而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该以何种态度看待这些既是加害者又是牺牲品的复杂人物？他们究竟是被时代裹挟的无知青年，还是主动作恶的政治投机者？

現在聽到國內人還在叫”毛主席”的已經覺得他們腦子壞掉了。。

那些人根本就是犯了反人類罪，無道德無良知無人性

黑鼻头 发表于 2025-12-27 00:51
那些人根本就是犯了反人類罪，無道德無良知無人性

像極現在台灣的國民黨和國民黨立委們！

真是瘋狂可惡的時期
文革(馬列思想)不只害死人，可怕的是把整個中國社會的善良都破壞了。扭曲了整個時代的人。
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中自述他一生不願再回中國的原因，無法回歸一個語言被污染、思想受控制的社會。
對芳華的嚮往，是毒素未解

很多人对红卫兵五大领袖的结局充满猎奇心理，或将其描绘成“咎由自取的恶棍”，或浪漫化为“理想主义殉道者”。但真实历史远比这两种叙事复杂。他们既非纯粹受害者，也非天生恶魔，而是特定政治结构下被高度工具化的“一次性政治耗材”。

以蒯大富为例，清华“井冈山兵团”头目，曾指挥武斗、批斗王光美，看似权势滔天。但他的一切行动，始终在中央文革小组默许甚至引导之下。1967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蒯大富被安排坐前排，这是信号；1968年工宣队进校，他立刻被隔离审查，这也是信号——他的价值只存在于“打倒刘邓路线”阶段，一旦高层需要稳定秩序，他就成了“极左干扰因素”。

五人中，除韩爱晶因后期转向技术岗位、相对低调外，其余均在1970年代末“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定性为“打砸抢分子”或“帮派骨干”，判处有期徒刑。聂元梓被判17年，谭厚兰病逝于审查期间，王大宾出狱后默默无闻。他们的共同点是：从未真正掌握决策权，只是高层博弈中的传声筒与打手。

关键在于，文革的本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清洗，群众运动只是手段。红卫兵被鼓励“造反”，但前提是“听党的话”；一旦“造反”超出可控范围（如冲击军队、分裂派系），立刻被镇压。这说明：所谓“群众当家作主”只是幻觉，真正的权力从未下放。

因此，五大领袖的悲剧不在于“作恶遭报应”，而在于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历史主角，实则只是剧本里的临时演员。他们的兴，是因契合了某阶段的政治需要；他们的衰，是因为剧本翻篇了。这种“用完即弃”的逻辑，恰恰暴露了极权动员机制的冷酷本质——它能点燃千万青年的热血，也能在一夜之间将其化为灰烬。

今天回望，我们不必急于道德审判。更应警惕的是：任何鼓动青年以“忠诚”“纯洁”之名投身暴力政治的体制，本质上都在制造未来的牺牲品。真正的历史教训，不是“不要造反”，而是“不要相信有人会为你疯狂后的坠落负责”。

香港也被迫文革中😢不斷被低文明破壞，自己來犯貪污還指謫港人一板一眼，駕車來在路上胡亂切線，駛上大家用來健行跑步的山頂道路還自鳴得意，在小共書上炫耀😖

他們的劣根就是六親不認，唯恐天下不亂，破壞人類的基本道德觀念

一個魔鬼發瘋讓一個國家變成瘋人院，可怕的是歷史又重演了

全世界最大的瘋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