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他独特的民情。民情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未来。

工业革命以及工农业革命以及科技进步，不能够取代人类文明。就如同枝杈不能够取代主干一样。

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君權思想，注定中國當權者沒法變法成功，只能靠革命手段

也許因為日本過去就曾藉由漢化走向更先進的文明，所以近代對西化就沒有如同中國那樣那麼排斥。

主要是地方大， 东南西北民族太多， 性格迥异。还有就是慈溪居然是最高元首，对面是男性天皇

不能忽略列強對清朝和日本欲維新自強的態度，列強希望用日本制衡中國，維新如此順利不見得能單靠日本之力。

很多人把洋务运动失败归咎于“不够西化”，这其实是典型的后见之明。如果我们回到19世纪的现场，会发现清朝的选择并非愚昧，而是在多重约束下的理性挣扎。

首先，日本能“全盘西化”，是因为它本就没有沉重的文明包袱。日本历史上长期学习中国，文化上本就具有高度的实用主义传统——从遣唐使到兰学，再到明治维新，变来变去是常态。而中国是五千年连续文明体，“天朝上国”的自我认知根深蒂固。突然全盘否定自身制度，等于否定统治合法性。慈禧和恭亲王不是不知道议会制好，但一旦开议院，满洲贵族怎么办？科举士绅怎么办？整个统治基础就崩了。

其次，洋务运动其实取得了不少成果。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线、铁路……到1890年代，中国工业产值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北洋水师一度是亚洲第一舰队。问题不在“没干”，而在外部环境太恶劣。日本明治维新时，列强正忙于瓜分非洲和争夺欧洲霸权，对东亚干预有限；而清朝从鸦片战争开始，几乎每十年就遭遇一次重大外患——英法联军、太平天国、捻军、回乱、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国家根本没有喘息之机搞建设。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成功有极大的偶然性。若不是1866年幕府征长失败，若不是岩仓使团恰好赶上欧美自由主义高潮期，若不是甲午战争赌赢了……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明治维新都可能夭折。而清朝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全球化的帝国主义体系，列强根本不允许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你看，日本打赢甲午后立刻获得国际承认，而中国哪怕想修条铁路，都要看英国脸色。

所以，“中体西用”不是懒政，而是在维护政权稳定与推进现代化之间走钢丝。可惜历史没有给清朝足够的时间。等到1905年清廷终于决定立宪，革命党已经等不及了。说到底，不是中国不想变，而是变的成本太高，而列强和内部结构又不给它从容转型的空间。

真正的差距，或许不在理念，而在历史给予的机会窗口——日本赶上了，中国错过了。

其實康熙、雍正、乾隆年間，西方科技也進入中國，中國人對西方科技也不見得有很大的排擠。

大清是個帝國，1868年時已統治中國220年以上，5代人的時間創造了很多祖宗之法，導致改制光是倡議就會有反彈，罔論推行了。日本德川幕府雖是統治者，但地位比較像各地領主的共主，有許多有野心的大領主都想趁幕府被逼開國時取德川代之，早就暗中勾結列強引進工廠船艦及軍械，許多藩國相互競爭，導致日本西化異常迅速。

中国自大唐安史之乱后就一直忌惮藩王自治。而大清因为是外族统治更在这方面特别在意。所以和日本相比，中国的改革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