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外國史/世界史，就不能理解中國歷史的真相。關於漢唐元宋四朝，至少要讀通中亞歷史；到了明清兩朝，除了中亞史外，就一定要連同日俄和西方列強的歷史一同解讀；至於民國和中共歷史，那就更不必說了。
自幼都受到漢族沙文主義的史觀荼毒，現在到了老年才醒覺，想再從新研究，已是時不我予！只能盼望多一點像沈公子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和像劉仲敬這些不偏不倚的學者，出來澄清真相，對“中國人”進行二次啟蒙。

這似乎說明了，宋慶齡在孫文逝世後，在多條的內政路線爭奪中，為何加入蘇聯國際，成為了趕走蔣介石政權的"成員"之一；
也似乎看到清末日俄戰爭，日本的角色是清朝的戰爭代理人，並以東三省作為清償代理戰爭的代價，所以日本對取得當時的東三省，態度是那麼的 理所當然，而非侵略中國 (川島芳子是清末王爺的女兒，作為滿人貴族對後代培育的期望，似乎也有脈絡可循)

日本的學者發表過“華夷變態論”，意即當中原被蒙古滿清人統治之後，真正的華夏正統就是未受蠻夷入侵的日本了。清日戰爭中，日本還打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旗號，所以日本人的概念中，日本的伏見宮家，就像蒙古黃金家族，愛新覺羅家一樣，有資格到中原角逐問鼎。但當時的中原政權轄地已經不是帝制，而是民主共和國的政體，那個問鼎的行為就產生了國族與種族的衝突。

国共内战，为何终究无法避免？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但最终无果，虽有《双十协定》，仍未能避免内战。

之后，双方互相指责内战系对方首先挑起，众论纷纷，愈说愈乱。

但若明了重庆谈判双方讨价还价的真正焦点之所在，当不难理解：因延安之要价，与重庆之出价，二者间差距实在过大，这场内战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

先说延安的要价

一般党史著作，对此大多语焉不详，或曰“要求政治民主化”，或曰“要求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这种语焉不详，使延安的真实要价变得相当模糊，一般读者也不容易理解谈判破裂的真实逻辑。

按谈判正式开始前一日（1945/9/3），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提出书面《谈话要点》11项，此即延安的一份基本要价单。其中第九、十两项尤为关键：

九：政治民主化必要办法：……（二）省县自治，实行普选；（三）解放区解决办法：1、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4、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必要办法：（一）中共部队改编为16军48师；（二）重划军区，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五）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①

9月4日，周恩来对延安上述要价做了一番解释，周说：“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

…… 换言之，所谓“政治民主化”层面的要求，皆有弹性，不在必须坚持的范围之内；

但国民政府代表对周这些所谓的“让步”并无兴趣，张群表达得相当直接：“兄等昨日所提出之九、十两条，实为问题之症结所在”②。

周也承认张群所言不虚，声称：为了“我党干部之安插与党的政治地位之保持”，“所以我党主张凡一省一市我党占多数者，其省主席与直辖市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者，由我党推荐副主席或副市长。”③

再说重庆的出价

毛泽东抵达重庆当天（1945/8/28），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④

换言之，在蒋看来，“政治民主化”层面的要求，也可以做大让步，讨价还价的核心仍在于军事，即地盘和军队。

次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此时对中共应以主动与之妥洽，准予整编共军为12个师，如其真能接受政令、军令，则政治上当准备委派共党二人，并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⑤

延安欲完全控制5省、半控制6省4直辖市，且以东北为势力范围，并欲坐拥48个师的庞大武力 —— 之所以只提“参加东北行政组织”，是因为按《中苏友好条约》，苏军须自东北按时撤出，由国民政府接收。

但早在8月份，中共中央书记处即明令山东分局：“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⑥，进入9月，中共在东北的军队已从2000人迅速发展到了4.6万人。

10月4日，在获苏军接见并鼓励后，中共东北局曾致电延安：“（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⑦

可见其中实隐含由延安控制东北之意，并欲求得重庆之默许。

蒋介石却只愿意“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及准编12个师。如此巨大的要价与出价差距，要达成妥协，实在太过困难。

9月19日，延安方面再次拿出一份修改过的要价方案。

据该方案，延安方面要求：（1）国、共军队比例为6﹕1；（2）中共军队自南方北撤，集中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和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以及陕甘宁边区；（3）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和陕甘宁边区的主席，山西、绥远的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市的副市长，由中共推荐；（4）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仿效东北行营，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⑧

这份“要价”方案虽较之前，在军队数量和控制地盘上有所削减，但个中玄机在于：此时延安在获得莫斯科支持后已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战略决策，旨在改变武装力量与解放区过于分散的现状，背靠苏联，在华东、华北、东北建立起稳固的大片战略根据地。

故而周恩来一再强调：“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换言之，中共军队自南方北撤，则湖北、广东等省的“副主席”也即无存在价值，自可放弃；而在北方，则须继续坚持行政管辖范围与军队驻地保持高度一致。

这种对军、政驻地高度一致的坚持，令张治中非常不满，激烈指责周恩来等人：

“此何异乎割据地盘，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果如此，则兄等究系作何打算，作何准备？”⑨“兄等试思：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是无异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⑩

注释：

①《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提出之谈判要点》，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301-302页；
②⑩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1，195页、202页；
③④⑤⑦⑧⑨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山西人民出版2013，06-10页；
⑥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471-472页。

日本的學者發表過“華夷變態論”，意即當中原被蒙古滿清人統治之後，真正的華夏正統就是未受蠻夷入侵的日本了。清日戰爭中，日本還打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旗號，所以日本人的概念中，日本的伏見宮家，就像蒙古黃金家族，愛新覺羅家一樣，有資格到中原角逐問鼎。但當時的中原政權轄地已經不是帝制，而是民主共和國的政體，那個問鼎的行為就產生了國族與種族的衝突。

是这遍土地上的历史，近代不管是晚清民国共产党

因為蔣選擇了美國，所以蘇聯扶持共慘黨來對抗，而中國這兩個字只是因為當時的政治需求而創造出來的政治用語。

我们狭隘地认为历史是某个国的历史，其实历史是某一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和国无关。我们现在总是能看到的都写着中国历史，这是在我们内心播种我们国家强大历史悠久的种子，我们从小接受的一些教育让我们思维习惯性先入为主，很难跳出那一个逻辑圈。就像最近，一大群人为哇哈哈和农夫山泉站队，我们知道谁是谁，从历史经验，应该都不是什么善人，我们却习惯地认为一个是对一个是错

臺灣這裡可沒罵同盟會的日本會員們。 南港中研院的滿洲畫報還在，日本人確實很辛苦的在建設...只是群眾發動不起來，長州豬頭控制滿州後仇恨也結下了。倒霉的還是那些辛苦的。(我想想不對啊? 如果連日本維新四藩，老幕府做了甚麼都不提....這本書你最好是看看玩玩就行了。 臺灣這兒的對東天皇沒有認識的……也可以收皮了。)

台灣人民憨厚老實 在國民黨長期統治下早期台灣人民選擇原諒國民黨 當然很大部分是宣傳之功蒙騙台灣人的 當然部分有台灣人覺醒的
論國共兩黨 雖為一丘之貉 只是國民黨比較有良心一點而已